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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举报不是个人宣泄情绪的出口，更不是向教师、学校施压的手段 ■不实举报会消耗教师的教育热情，家校互防的心态一旦固化，孩子或是最终的受害者 近日，媒体的一篇报道引人深思。某地一名教育接诉员，今年9月前两周就收到近40封家长举报信，举报事由五花八门。然而，经核查发现，大量举报并无实质性违规，很多只是本可以当面说清的误会。被误解的老师，不敢沟通的家长，以及被滥用的举报权，这一幕戳中了当前家校关系的痛点。 举报本是家长和学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、参与教育治理的重要路径，具有沉甸甸的严肃性。举报绝非一个可以随意按下的“按钮”。一旦脱离事实基础，举报权就会异化，从守护正义的盾牌变成撕裂家校关系的利刃，破坏教育生态。 举报不是个人宣泄情绪的出口，更不是向教师、学校施压的手段。据媒体报道，每逢开学季，针对老师的举报就多起来。而这段时间也是亲子冲突、家长产生焦虑情绪的高发期。部分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举报的严肃性，仍然停留在“举报者有理”的错误思维，认为只要举报就会得到重视，只要向上级反映自己的诉求就能被满足。然而，家长往往没有意识到，举报的“问题”很可能只是自己凭主观感受界定的是非。把孩子在校的一点摩擦、对教学安排的不理解，直接定性为教师过错；以受害者心理预设“沟通会让孩子受到区别对待”，跳过理性沟通环节直接举报……这些都是不理智的做法。 举报的便捷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使用举报权。如今，畅通教育领域举报渠道，公开学校、教育行政部门的联系方式，已经成为各地的普遍做法。不少地方还将线上举报作为教育监督的重要抓手，一键提交、快速转办，举报门槛较低、成本近乎为零。便捷的举报渠道提高了监督效能，却也给一些家长带来“通过举报解决问题最直接有效”的错觉。此外，在互联网环境下，教育舆情极易引发关注并快速扩散。社交媒体上个别家校冲突案例反复传播，进一步强化了“遇事就举报”的错误示范效应。 也许有的家长会认为，举报不过是一种个人行为。然而，现实告诉我们，一次随意的举报行为，可能会层层传导，破坏家校信任和教育生态。例如，《半月谈》曾报道，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，2024年1至8月，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，经调查，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。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，不乏恶意举报行为。有的家长遇到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、未经耐心沟通就直接举报。这带来的后果是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必须投入大量人力反复核查。当有限的管理资源被情绪性诉求挤占，将直接干扰学校和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节奏。 更令人担心的是，不实举报容易给教师造成心理层面的潜在伤害，消耗教师的教育热情。被投诉的教师需要反复整理材料、接受问询。即便最后核查结论证明教师并无过错，教师心中可能已经留下职业声誉受损的阴影。教师很可能因此不敢对学生批评管教，在教学管理上处处留有顾虑。更深层的危害是，家校互防的心态一旦固化，会造成教师不敢管、家长不愿谈的局面，让本该同向育人的伙伴变成互相提防的双方。而在这场对立之中，孩子或是最终的受害者。孩子会从家长的行为里习得不良习惯，遇到分歧不会沟通协商，而是以对立的极端态度处理问题；紧绷、猜忌的校园氛围，也会夺走教育本该有的温度。教育本是一场家校同心同行的事业，信任一旦破碎，便难以托举孩子的成长。 对于滥用举报权的不良风气，必须及时刹住。举报权并非不受约束的绝对自由，各地要不断完善制度，实现权责对等。一方面，规范举报程序，建立逐级反映的前置机制，引导家长遵循先与教师沟通、再向学校反映、最后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举报材料的路径。另一方面，要提高不实举报的责任成本，坚决维护教师正当权益。对核查确认捏造事实、恶意诽谤并造成不良影响的不实举报，应当要求当事人以公开道歉等方式澄清事实，及时为被误解的教师正名，必要时依法追究相应责任。同时，举报受理平台要区分合理维权诉求与单纯情绪抱怨，对缺少事实支撑的主观投诉，优先开展沟通疏导，避免公共资源被无端消耗。 家校协力守护孩子成长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。每一位家长使用举报权时，也要担起权利背后的责任。遇到疑问，不妨先倾听老师的想法；产生分歧，优先选择坦诚对话。善用举报权，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守住事实底线，多一份换位思考，少一份猜忌对立，用理性沟通代替对抗式举报。家校一起编织教育信任的牢固纽带，我们的孩子才能在有温度的教育环境中健康成长。 （作者系本报评论员） 《中国教育报》2026年10月26日 第02版 作者：刘钰 特别